主题专访:谢凯年,开源将成为我们未来的生活方式

时间:2021-03-16 作者:moocxing 来源:Batago

 

 
 
 
 
前言
 

 

创新一定不能从零开始,重新发明车轮,而是应该站在巨人的肩膀上往前跨一小步。而如今这个巨人就是“开源”。

有一本书名字叫《大教堂与集市》,其实这本书既不是讲大教堂的,也不是讲集市的。而是讲关于“开源文化”起源的。

作者埃里克·雷曼,他是非常有名的程序员,是软件开源运动的发起人。他是用大教堂和集市这两个具体的形象,来代表两种不同的软件开发模式。

一种是大教堂模式,代表着自顶向下的模式,有一群精英进行顶层设计,按照计划去完成任务。

另一种是集市模式,代表着是自底向上的模式,没有一个绝对主导核心,靠的是普通个体们的自组织,一起去完成复杂的任务。

埃里克·雷曼的观点是:随着互联网的发展,越来越多的大教堂会消失,那么剩下的都是大集市。

 

 

如今在国外开源文化已经非常流行,国内的开源运动也在如火如荼的开展着,渐成主流。比如华为的开放原子基金。

其实早在2007年时,国内就出现了一个开源硬件社区叫“OpenHW.org ”,曾经是10万人的一个开发社区。而创始人正是我们今天的采访对象,谢凯年博士。

这次开源主题的采访是应袁德俊先生带领的倡导开源文化的SIGer兴趣小组的邀请促成的,采访全文如下:

 

 

01
开源现状篇
 
 

 

 

小倍:谢博士您能简单介绍一下“开源”的现状吗?

谢博士:在国外开源的主力并非是大公司,而是学校的学生、研究生,以及有兴趣的人。并且学校这个教育体系为开源做了很多很多贡献。

中国尤其教育系统里开源意识还有很大普及提升空间。举个例子,我和一个211大学计算机系的大一学生聊天,他居然不知道有Github这事儿。

在国外,大家很多开源代码都是放在网上,如Github上。国内网站虽然有很大发展,还是比较小众。

其实开源应该作为中国创新或技术进步的根基。所以我很推崇一个口号:开源是一种生活方式。我们的学习生活,未来的所有活动,都应该都是在开源的基础上做事情。

这是一个大的趋势,教育系统也要跟上这个趋势。

 

小倍:作为中国最早的开源硬件社区的创始人,您当时是在什么情况下接触“开源硬件”这件事的呢?

谢博士:这得要从我的第一份工作说起。1997年我在华为工作,机缘巧合我被分到了华为的操作系统部。

当时是做CC08电话交换机,里面的操作系统都是华为工程师一行行写出来的,比较简陋。后来,电话交换机升级到IP核心了,旧的操作系统就不再适合网络核心的需求。因此需要看看有没有更好的操作系统可以借鉴。

我找到一本书,是专门讲国外的计算机系操作系统的一本教材,里面的操作系统叫Minix,其实是一个教授为教学写的。这本书里面有一个光盘,有源代码。我就开始琢磨这个Minix。
 

后来惊讶的发现,那个Minix以及Linux这种一个人或不知名的几个人写出来的开源的操作系统,竟然性能很好!

这与之前工作中引以自豪的自主知识产权的操作系统相比,大公司竟然还不如几个人手写的做得好。从那儿,我就对开源软件产生了浓厚的兴趣。

离开华为之后,我又到一家国外的路由器公司去工作,当时那家公司的操作系统不是用的Linux而是另外一种操作系统netBSD。
 

我就问我们经理,为什么不用Linux,而是用netBSD呢?我查了一下这个操作系统,居然也是开源的。我问,这两个有什么区别呢?

经理告诉我这个区别大的很。Linux很讨厌,它的license告诉我,你可以用我这个开源免费的东西,但是用了之后你做的任何改进,都必须要回馈给社区,再把它开放出来。

这是它的开源的license,必须同意你才能用我的操作系统,否则是不能用Linux的。
 

这对企业来说,就比较麻烦,因为企业要生存要赚钱,要把技术商业化。这样一弄,自己改进的部分也没法商业化了。

而netBD操作系统的规则是——我这个代码给你了,你可以改进而且可以商用,商用的那部分代码,可以不开放给别人。所以公司就用了netBSD开源操作系统。

我这才第一次知道“开放”还有很多种形式,还有一大堆不同的协议。我对这事儿就越来越有兴趣了。

 

回国之后,我在上海交大任教,开始教芯片设计。当时的芯片CPU设计,不可能有谁会把代码给你,这都是大公司的核心秘密。但是我要教学生,所以我就想哪里可以找到这些代码呢?

很快,我发现有一个网站叫opencores.org(开放核心)。这个网站居然在很早的时候就把好多芯片设计的代码开放了,包括CPU的设计代码,都有开放的代码。

我就开始教学生怎么样去找开源的芯片设计代码,还组织一些小组不停的去用各种那个开源的代码。

比如我们把一个小的路由器linksys的开源的代码加了些功能重新做了一个,还把8位的CPU放到FPGA里面,学生自己就可以做芯片了。一个学期下来,我带的学生人人有能力做一个小小的“中国芯”。我深刻的体会到开源的力量。

 

 

当时只有开源软件这个概念,并没有开源硬件这个概念。

我当时在上海交大,就想开源文化特别好,尤其对于中国学习先进的技术特别有用。

因为老外特别开放,他不管你是哪国人,全世界人都可以用。而且都是专家级经典代码。这比你看书好多了。你要设计什么,可以把它的经典代码拿下来改一改加点功能,一个新的东西就诞生了。

所以我在2005—2006年的时候,在上海交大教学生时,就开始教学生用这些开源的代码做CPU,做无线通讯等等。效果很好,大家都很喜欢,那批学生毕业后都去了Intel、AMD、高通等大厂工作。

 

当时我就想能不能专门做一个网站,给大家介绍各种开源的代码呢?开源软件Linux之类的都有了,但开源硬件还没有。我就想做一个开源硬件,芯片设计类的。

当时当老师非常忙,也没经费,一直有这个想法,直到我的老东家XILINX公司,当时要找一个教授做中国区大学计划经理的职位,所以来找我。

CTO找我的时候,我问他,我想搞一个中文的开源硬件的网站,让学生都能够在这个开源硬件网上下载代码,能够做出自己的CPU来,如果我到了这个职位能不能继续做这事儿?

当时CTO说,当然可以做这件事,不光可以做,我还可以帮你。如果你得到了这个职位,我可以让你和David Patterson一起去吃晚餐。

我惊呆了,David他可是世界RISC处理器的创始人啊,我教的计算机体系结构的课本就是他写的。

他说不光如此,你想做的那个中文开源硬件社区我也会支持,你可以继续在你这个职位上做这件事。

我一听就心动了,接受了这个职位。

 

2006年我就任XILINX公司的大中华区大学计划经理。这个大学计划是干什么呢?就是到处去学校里面讲课。让学生能够了解我们公司的产品。

我们公司当时是做FPGA的。FPGA就是相当于一张白纸,然后每个人都可以把代码写在白纸上做出自己的芯片来。

我走访了各个学校,告诉教授们,我把芯片捐赠给你们,能不能让学生把他们设计的东西不管是好是坏,都放在一个网站里面,大家可以分享。

这样参与的人越多,那么我们中国就开始创造自己的芯片了。我们的芯片设计就不会后继乏人了。
 

如果学生一上大一,就可以接触到世界上最厉害的芯片的设计的代码,那我们的芯片产业发展的该有多快啊?

我到处去推广这个理念。后来有教授提议说能不能组织个比赛,而且是教育部认可的比赛,我鼓动学生去,做了这件事情之后,就可以拿奖项,大家就更有动力做这事儿。

当时我就找到了中国电子学会,还找到了王越院士,找到了倪光南院士一起来推这个事儿,大家都很支持。

就这样第一届开源硬件大赛就在无锡开张了。无锡市政府也特别支持。因为无锡市政府当时是要重点发展芯片,听说影响力这么大,让全中国的学生都能够会做芯片,而且本科生都能做自己的芯片,这个想法太好了,就这样2007年第一届开源硬件大赛开始了。

 

紧接着我就发现,搞大赛就会有很多代码,如果每个人把代码都发到我的邮箱里面,我再整理出来工作量特别大,太麻烦了。

于是,我找到了苏公雨,他是清华毕业从美国回来正好要做一个电子行业社区的网站。我找他合作,让他帮我把网站做起来。

我们为这个网站起了一个响亮的名字,叫开源硬件网站,申请了openHW.org这个域名。网站就这么起来了。
 

从2007年组织开源硬件大赛开始,刚开始两年一届,后来一年一届,2007年、2009年、2011年、2012年、2013年、2014年,我一共组织了6届。

虽然大赛做得很好,人数也多起来,但还是没有达到我想象的那样,就像国外极客那种凭借自己的热情、爱好去做这个开源文化。这个是我到现在还比较遗憾的地方。

好处是,让大家第一次接触到了这个开源文化。

 

 

小倍:当时国内应该也可以发展开源软件吧?您为什么直接选择做开源硬件呢?

谢博士:因为中国是个制造业的大国。中国跟老美去PK软件或者跟印度人PK软件并没太多的优势,那么我们要PK的话一定是跟硬件相结合的一个东西。

因为就算硬件开源,但做出来它可以变成商品可以卖。软件开源比较难收钱。但硬件就比较容易了,软件硬件是绑定一起的。所以说,我就更注重推开源硬件。

一开始我做的是芯片设计,但后面又有问题来了,做芯片总归要依托一块电路板,如果板子不一样,上面的代码还是不能够互相交换、共享。
 

所以说真正能让大家统一起来的平台的是开发板,所以实际上当时我走的开源芯片设计这条路并不是主流,到现在为止也不是主流。

所以说,后来有两块开发板兴起,一个树莓派、一个Arduino。2006年Arduino出来的时候,2007年的时候我已经在中国推开源硬件大赛了。所以说,开源硬件在中国的兴起比国外并不晚。

今年又不一样了。中国发现还是得做芯片和硬件方面的开源运动。比如华为做了一个OpenAtom开放原子基金,专门孵化开源项目的。开放软件、开放硬件、开放芯片设计,三个都开放。

 

小倍:您自己从“开源”生活中获得了什么样的好处?

谢博士:我离开华为之后,去了好几个国外的公司,一开始老板都会给我一个研发的项目,问我能不能做出来?我每次完成的都会超出他的想象,又快又好。

我其实也没什么秘诀,就是他交给我的任务,我先去找有没有接近的开源的代码,把它下载下来,改一改。那个代码可能很长,几十万行代码,我看不了那么多,但是两天我就要完成任务。

比如我做的一个监控人的睡眠状态的项目。当时是一个大学的教授在做这个项目,他都是用录像带录下来,再看病人什么时候翻身之类的。
 

按正常来讲,可能要写好多好多代码才能把它找出来。我看了一下,视频播放软件里面,实际是一个视频压缩的一个算法。首先估算你的运动,它才知道下一帧和这一帧不同,然后那个参数就提取出来进行压缩。

我一看,这就简单了,我直接把里面运动的参数提出来,就解决了。他给我了一个星期,其实我一个小时就完成了。

 

 

小倍:您觉得为什么要做一个中文的开源平台呢?

谢博士:国外早就脱离了一切从头开始闭门造车,只有大公司才能创新的阶段,所以创新变得很简单,一切都是模块,直接找到开源的模块,就能做了。

要找到这些代码,必须对各种英文关键词进行搜索,对中国人还是挺麻烦的。

中文要有一个开源社区能够用我们特别舒服的方式,找到自己想要的东西,用母语来找,这会提高我们整个的创新能力。

创新一定是站在巨人的肩膀上出来的。基于中文的而且是大家互相分享代码的一个网站,并且是中国制造,这个一定是需要的。
 

现在中国的开源网站不少,比如开源中国,GITEE,华为的鸿蒙就把它的代码放在GITEE上,这样中国人就拥有自己的开源平台。

现在大部分开源软件网站还是有很多克隆国外的网站的内容,毕竟英语世界的内容多。

但我们还是需要原创的、中国人自己提出来的代码。不光给中国人用,还要给老外用。这是我们互相交流的方式。人要交流才能亲近,政治上交流不了,代码可以交流。

我们不光从英语世界里获取东西,还要贡献回去,为人类的发展做出自己的贡献。

当然中文平台里,里面的代码是英文的,代码的描述注释最好也用英文写,不然老外看不懂,就交流不了了。这部分是需要我们加强的。

 

小倍:既然没有商业利益,那些做“开源”运动的人,他们的动机可能是什么呢?

谢博士:首先,每个创新都不可能再从零开始做,他一定借鉴了前人的经验,在他人的基础上加以修改。

比如前面提到的Minix,一开始就是那个教操作系统的教授觉得unix太复杂了,就先做了一个小小的操作系统。虽然很简陋,但可以先学起来。

然后边学边加东西完善,其他人也可以在这个基础上加点东西,大家把自己的改进都放在网上。如果同时有1000人在用,每个人加点儿东西,瞬间一个类似于微软的windows的操作系统很快就搞完了,就这么神奇。

而且一分钱的研发费用都没有,也没人逼着你非得加班,也没人说你写不出来扣你工资。
 

这完全是出于一种兴趣爱好或者一种责任心,甚至还带点儿炫耀。这就是开源文化。

它的起始点是不带任何商业目的,它不求回报,也许仅仅是可以炫耀一下我会搞这个。Talk it easy, show me the code.讲什么没用,把代码写出来才是真的,把你写的代码给大家看,大家就会认为你挺牛的。

 

 

 

02
技术篇
 
 

 


小倍:有开源硬件就有开源软件,谢博能介绍下开源硬件和开源软件的异同和关系吗?

谢博士:我理解的开源硬件可以有两种,一种是开放的板子,一种开放的是芯片设计。我当时偏重的芯片设计。现在主流的认知提到开放硬件都指开放的板子。而开放的芯片设计会单独讲出来。开源软件是纯软件。

 

小倍:FPGA(现场可编程门阵列) 至今仍然是非常专业的领域,它和开源硬件是什么关系?

谢博士:FPGA是一个空白的芯片,你可以改上面的芯片设计。如果我们谈论的是开放芯片设计的话,它可以用来做前端设计的验证。

 

小倍:提到开发者社区,也是当今社区的一种重要形式,能否介绍一下您对开发者社区的理解?

谢博士:开发者社区,最开始仅仅是为了共享代码,然后让开发者交流一下。那实际上是最开始的一种形式,特别有局限性。因为各个社区之间并不相通,也不能共享,像一个个孤岛。

直到有一个网站出世——Github,它的诞生让开源世界产生了一些有意思的现象。

这个网站宣称自己是做社交的,叫自己 Social Coding(基于社交的编码)。以前的模式是有一个经理带了一大堆程序员完成一个软件,现在是咱俩是朋友,咱俩不要一起打游戏,而是一起来玩代码吧。

Github是世界上最成功的代码聚集地,又是技术人员社交的地方。上面基本上都是工科男,所以也被戏称世界上最大的同性交友网站。这个社区我认为是世界上最有价值的社区。前两年它被微软收购了。

现在很多HR不看你的简历,只看你的Github就够了。因为Github上你写的代码记录不可篡改,永久保留。
 

你写的简历或代码都可能造假,但在Github上是无法造假的,几几年几月几日你提交的哪一行代码,是干什么用的,它都有记录。

它不可篡改到什么程度?就是地球毁灭了,它仍然会保存。因为Github上面的所有代码去年已经把它刻成了金属盘,存放在北极附近的矿洞里。

从这个意义上来看,开源已经不仅仅是开源,它变成了社交,还变成了学习的地方,很多人都会在这上面学习和编写代码。

你甚至可以follow里面的大牛。比如你不一定会写代码,但你和大牛说,我可以帮你写一个说明文档。你一提交,对方觉得你写的还不错,有点接受。于是,在一个全世界几千万人下载的一个大佬的代码中,就有你的一部分,那多有成就感呀!

所以,开源不但是文化,还是生活,更是一种生活态度。


小倍:两个最常见的开源开发板,比如树莓派和Arduino,能否介绍一下他们之间的区别。

谢博士:现在主流的开源硬件就是树莓派和Arduino。前者是一台小的计算机充当大脑,后者是小的物联网设备,充当人的大脑和手脚。

两者的运行的能力不太一样,Arduino比较适合电饭锅之类的产品,给它们配个微大脑。

树莓派适合当电脑用,可以发邮件啊什么都可以。价格前者几十块,后者几百块钱。

树莓派用的是高通的芯片,是手机芯片,现在是4核的。Arduino用的是功能更弱的16位芯片。

树莓派跟人工智能连一起用,Arduino更多的跟物联网连到一起,它们两个组合到一起就叫人工智能物联网,简称AIOT。

 

 

 

03
教育篇
 
 

 

小倍:谢博士,您现在作为上海最早的创客教育的实践者,能否介绍一下,您为什么开始做青少年教育了?您现在的实践专注点在哪里?

谢博士:我做这件事情,是因为我之前在做开源硬件时碰了壁,我发现大学生没有热情贡献自己的代码。我想这不是大学生的问题,而是生活习惯的问题。

什么习惯呢?就是创新的习惯、分享的习惯。

当你碰见自己感兴趣的东西,就想马上把它做出来。做出来之后,最大的快乐不是藏着而是分享给别人。而且别人用了我的东西,在我的基础上还可以做得更好。

这个快乐本身我认为是人性的一部分,不是我能教出来的。而是他从小就从这方面体会过快乐,体会到创造和分享的快乐。

然而我们的教育系统中这部分快乐极少,尤其标准答案方式更是抹杀了创造的快乐。
 

比如你考了80分,本该开心对吧,但你不敢分享,因为还有90分的同学呢,你哪里快乐的起来?所以很多孩子连分享的快乐也体会不到。

那么这个快乐,就应该从孩子时代开始建立。

这就是我之前做openHW.org时遇到的瓶颈——用大赛、大奖拉动的走不远,而发自内心的创造的快乐、分享的快乐,星星之火才能燎原。

所以这件事情,只能从青少年开始,给他们安装心头之火。

我记得很清楚,我做的最后一届大赛,我在西安的一个宾馆里作的报告,下面黑压压的坐了300多名教授,有清华的、北大的、全是电子工程系的,我讲了我的ALL3的理念,那时理念大家都赞同,可是要真正做,又有各种困难。
 

所以我2015年开始,就投身做青少年的创客教育了。

创客教育实践的专注点在于让学生学会通过网络学习,通过社区学习,通过别人的代码学习,形成自我学习、自我终身学习的能力。

这里讲一个小插曲,我前几天刚跟一个211学校的计算机系的本科一年级学生聊过,他居然还不知道有Github这种东西。这显然是不正常的,是有问题的。

那么让中学生从小就能够站在巨人的肩膀上,形成习惯是非常重要的。这也是我们做教育的真正意义所在。

 

 

小倍:现在一提教育,有人会说现在的教育产品化了,您怎么看待这个提法?课程是产品吗?青少年的教育能作为产品吗?

谢博士:如果用商业的角度来讲教育有两块,一个是产品;一个是服务。产品可能是有形的硬件产品,也可能是教育产品,教学本身也是一种产品,还有一种是服务。

目前我认为服务要比产品重要,因为教育面对的是活生生的人,是有血有肉有温度的人,产品是不可能放之四海而皆准,人和人是有差异的,所以说服务比产品还重要。

举个很简单的例子,岳飞的母亲,她教出一个很好的孩子来,她用到的产品可能仅仅是一根柳条,在沙地上写字。你说它产品重要吗?是不是用更好的毛笔就更好呢?

当然如果你有条件一定会选择用毛笔,而不是用柳条来教,但是并不代表着用柳条教不出来好的孩子。

 

小倍:您认为人工智能类的青少年教育的目标应该是什么?

谢博士:目标是培养很多了解人工智能的人才。他们带着人工智能的思维进入各行各业,这样就可以把人工智能,如此之先进的技术和有效率的手段用到那个行业里去。

我们的教育目标不是让这些人都变成人工智能的专家,因为专家只要几个就够了。而应用才有更广泛的市场。

 

小倍:在教育这些孩子方面,您的经验是什么?

谢博士:就是千万不要把自己当成老师,要把自己当成导师。老师是搬运知识的,导师是引导你自主学习的,这样才能把事情做好。


小倍:关于人工智能教育,能否谈谈您的看法?

谢博士:青少年的特点是喜欢看得见摸得着的东西,不喜欢抽象的东西。

如果纯软件的话,可能大家能想到的都是做个游戏之类的,或者是做一个优秀的算法,这些不够吸引孩子。

但是你如果能够用开源硬件做出可以动、可以说话的机器人,能够帮老奶奶扫地、帮妈妈做饭,那么这个就非常容易理解,也贴近生活,这会激发孩子们的热情,然后他们就会从后续的学习中学更多的知识。

因为这样的一个切入点能够让孩子们的一个个小梦想成真,因此看得见摸得着、能动、能跑的人工智能教育对青少年来讲是无比的合适的。

 

小倍:在人工智能方面“专注技术”或者“专注场景”这样的两种说法,您觉得这两个,哪个更重要些?

谢博士:专注技术和专注场景,这两个其实根据不同的历史时期和不同的阶段是来回切换的。

在技术兴起的初期,技术显然是很重要的,但当关键技术问题解决以后,场景就会变得更重要。场景一旦有了后,它会对技术提出更多的挑战,那么随后技术又要开始变得重要了。

如果是一个公司来做选择的话,那么毫无疑问,这两个是同等重要。

其实,人工智能这一轮的爆发甜蜜点实际上已经过去了。好多技术已经不是什么高技术,都是正常普通人可以掌握的技术。但是贴近人类真实需求的各种落地场景,目前仍然有大量的需求待挖掘和被实现。

因此我们目前这个阶段最需要的并不是人工智能的专家,而是需要有一定人工智能知识的行业专家。

 

 

 

04
开源的未来
 
 

 

小倍:开源与知识产权的关系,您是怎么看的呢?

谢博士:一方面知识产权强调保护,但另一方面专利最核心的想法其实是“分享”。

也就是你要告诉别人你这个事情是什么,然后过了20年,它就失效了,人人都能用了。早期知识产权的核心思想也是要让更多人使用知识。

而开源是在专利之外的一个运动。开源强调的是“共创”。就是这个知识产权我开放出来,谁都可以用,但要提前说好,你用了之后要告诉我,你是怎么改进的?所以使用开源内容,需要遵守里面好多协议。

如果没有开源的话,技术永远被各个大公司把持着,门槛特别高。任何一个行业个人想进去,几乎是不可能的。因为你根本没有积累。
 

现在一旦形成开源运动,那么大公司里每个细的技术,都可能在开源的网站上找到。这时候你想攒一个新的东西就容易多了。技术门槛一下子就降低了。

所以说,人类社会往下走一定不是大公司取胜,而是无数个创新的小公司站在很多零零碎碎的小巨人的肩膀上往前走一小步,合成和创新出来自己的东西。这是一个发展潮流。

我的观点是开源是一种生活方式,是一种未来的工作和生活方式。

 

小倍:现在国际上,比如美国会通过知识产权对很多技术实行垄断。而开源方式显然与这样的形式是相反的。你觉得“开源方式”和“知识产权”这两者是否矛盾呢?

谢博士:简单说开源是发起知识产权的人民战争的一个最重要的手段。

请问如果有一个美国人申请了一个专利的时候,他查新的时候,突然发现已经有一个中国人在中文网站上把它开放出来了,而且是源代码,那意味着他的专利就申请不了了。

如果我们开源做的好,没有任何人拥有专利,那我们就把他拉到了中国制造上来。因为我们中国能生产出来东西,而且你所谓知识产权的技术,我们早都知道了,那我们不就赢了吗?

所以中国要更加激进的推开源,也就是他们所谓的知识产权,在我们这里全变成开源的了。并且我们的小学三年级的孩子都能把它做成了开源的,献给全人类了。
 

他们再说要申请一个专利,还要收钱,合适吗?显然不合适。

任何一个好的想法,最后变成产品,哪里生产?最后还来到中国来生产。所以我认为,开源是我们进行“知识产权”最合适的方式。

 

小倍:可能因为您做的这个行业里面有很多是开源的,比如开源代码,您从中获益了,所以您也愿意用这样的方式。但实际上开源作为一种理念,可能是一个理想状态。目前它在很多地方还没被普及,所以,我想了解哪些人可能会因为什么样的动机而乐意拥抱开源思想?

谢博士:从历史上来讲,人类历史最开始就是开源的。如何制造一个锄头?在资本主义之前这些都是共享的信息,很多都会写在书上共享。也就是人类实际上很早就生活在开源环境中。

只不过,有一些先进国家它通过某种方式对技术实施垄断,当然也是为了保护创造发明者的积极性。从保护创造发明者的角度来说,这个想法是好的。

但这背后更深层的原因是因为生活资源的稀缺性,发明者需要通过自己的发明创造获得更多的生活物资。所以以前发明一个东西的动机很多来源于你需要靠这个赚到钱,来换取生活物资。

但现在物质其实很丰富了,大家的需求又不一样了。从马斯洛的需求层次角度来说,对开源的贡献已经上升到了“自我实现”这个层面上。
 

有些人他并不再想拿知识产权换回更多的生活物资,而是愿意拿知识产权换回更多的尊重,换回更多的激动人心。

他希望看到的是,自己为社会做了多少贡献,有多少人因他而受益,从这个层面来讲,开源除了是一种工作方式以外,还是一种高级的生活方式,一种带有共产主义色彩的生活方式。

 

 

小倍:关于开源的未来,您怎么看待?

谢博士:开源它会变成以后世界上唯一存在的东西。所有的不开源的东西都会被打败,因为这是趋势。

微软本来它不开源,现在也开源了,微软以前不支持Linux,现在也支持Linux了,这是看得见的趋势。

原来英特尔的芯片以前不开源,现在出来一个RISC-V,这个就是开源的。你可以拿这个做任何你想做的CPU,中国每个中学生都可以做。所以说,这是留下的唯一的东西。

本来我们是把最新的科技转化为最新的课本,这个过程可能要5年到10年以上,可是出来后已经落后了。但是如果你直接看源代码,你可以在一秒钟内把最新的科技变成你最新的知识。

不仅如此你还可以反馈回去,你就变成最新的了。所以说开源是以后唯一能够留下来的人类知识传承的方法。

这就是未来,早点拥抱开源,就是拥抱了已经发生的未来。

 

小倍:现在的青少年如何做才能拥抱开源的未来?

谢博士:此时此刻马上注册Github,上面写一个hello world!你可以自豪的说“2021年,我终于进入了开源世界。”

 

小倍:对现在的青少年们,您会给他们提一些怎样的期待或建议呢?

谢博士:朋友们,拥抱开源!拥抱未来!让我们一起写代码吧!Just do it!不要多想,写代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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